2009年4月，北京面向全球发布“引智”信号，以高层次海归为目标，启动“海聚工程”，出台“来京创业、工作，一次性奖励100万元”、“税收优惠、专利补贴”等若干项优惠政策。
为更好地实施“海聚工程”，北京市成立了海外学人中心。“事业心很强，沟通能力良好”，该中心副主任王禹说，301名高层次海归显示出这一群体特征。例如几名“80后”，均出自国外知名院校，曾在全球500强企业供职，过“海聚工程”评审关时，“不论是专业背景，还是工作能力、沟通能力，都令评审专家们感到惊喜和欣慰”。
焦点
巨资引才的“投入产出比”？
高层次海归创办企业年增长幅度超70%
除了一次性100万元奖励，北京给高层次海归开出的优惠待遇“账单”，涉及企业上市、税收优惠、户口、子女入学等十几个方面。那么，北京的引才投入，“投入产出比”如何？
据了解，301名高层次海归，30至50岁之间的占80%。王禹说，这301人的专业背景，生物医药占比约40%、电子信息占比约30%。由于绝大多数都拥有本领域高端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因此“整体显现出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在获取专利、承担专项课题方面成绩显著”。
据海外学人中心统计，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109名高层次海归，70人选择了自主创业。2009年至2011年，其营业额分别为30.58亿元、54.97亿元、95.46亿元，年增长幅度超过70%。其创办的企业，年度研发投入总计达18.33亿元。
王禹说，“海聚工程”唤起了北京用人单位的引才积极性，“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通过‘海聚工程’引入了3个系主任，作为学术带头人；北京工业大学也引入了19名高层次海归，发表高水平科技论文50余篇，个别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如何弥补北京引才“短板”？
成立人才特区给予政策保障
在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不论是动辄三五百万元安家费等优惠待遇，还是土地资源、地价等创业环境，其他城市优势明显，北京如何弥补引才“短板”？
王禹表示，与其他省市相比，北京在产业用地等方面，确实存在“短板”。但北京一直在探索创新体制机制，为人才提供更好的创业就业环境。为更好地吸引和用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北京市专门成立了海外学人联席会，每年有计划赴海外人才聚集的国家和城市，举办群英会、恳谈会等活动，以市政府名义聘请“海外人才工作顾问”，现已在香港、慕尼黑、东京、硅谷等地建立了8个海外人才联络机构。而且，每一名引回的高层次海归，都能享受到海外学人中心提供的“专员制服务”，由专人负责落实子女入学等各项待遇。
而去年3月成立的国家级人才特区——中关村人才特区，实行了人才科技经费使用、进口特需品税收优惠、重大项目资金支持等13项特殊政策，提供完善的事业发展平台和政策保障。
对话
马宁宁
1976年生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化工专业博士，2009年入选北京“海聚工程”、 中央“千人计划”。现任北京义翘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经理，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细胞工程中心副主任等。
杜进平
1964年生人，英国剑桥大学动物学博士，2009年入选中央“千人计划”、北京“海聚工程”，被聘为国家特聘专家。现任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即使没有安家费，也会回国”
回国创业被资金链困扰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选择回国？现在如何看待这个选择？
杜进平：动机其实很简单，一是乡土情结。这就跟农民工赚到钱回老家盖房一样。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学了点东西，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家乡变得更好。在英国时，看到超市卖的一块羊肉，被告知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可以追溯到产自苏格兰哪一个牧场、哪一头羊的哪一个部位，就想中国什么时候能建立起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其次是个人原因，我自己喜欢折腾、喜欢挑战。百万资助，跟我回国的决定关系不大。
马宁宁：我是2009年回国的，当时，公司所有的人都不理解，认为留在辉瑞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前途尤其是我所从事的生物制药领域，前景更广阔。即使没有安家费等优惠待遇，也会回来。
新京报：回国后用了多长时间，适应新环境？有没有遭遇水土不服？
杜进平：2007年我就创办了“依科曼”，但直到去年实现盈利1000万元，中间的3年，举步维艰。拿到“海聚工程”和“千人计划”奖励后，不少人问我，奖金花到哪了？我说还债了。“依科曼”从事绿色植保技术的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但这个领域前期研发成本很高，资金链困扰了我两年多。最艰难的时候，所有亲友都不敢接我的电话，怕我借钱。
马宁宁：我没料到北京生活成本这么高。跟在美国相比，生活质量确实有所下降。我的年薪，也比在美国时低。不过，这些问题，回国前就已经考虑到了。
希望创新研发融资体系
新京报：“千人计划”和“海聚工程”，给个人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杜进平：我说过，离开太久了，社会关系“断层”。而“千人计划”和“海聚工程”，弥补了这个缺陷，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入选后，不论是申报承担专项课题，还是跟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都更加顺畅。
马宁宁：回国不久，就能参与“863”和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的研讨和评审，这是我没预料到的。北京市相关部门帮家人办了“绿卡”，亦庄开发区为我和家人办了当地医院看病的绿色通道。开发区也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建立了专门的科技基金。“千人计划”和“海聚工程”相当于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入选后，如同拥有了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帮助我们融入了一个一个圈子。
新京报：你们认为北京现有的引才政策如何补充，会更具有吸引力？
杜进平：一个企业生存、发展，“中层干部”也就是中层管理人员，至关重要。我们企业的“中层干部”以非京籍居多，其他企业也同样如此。我很想解决这些“中层干部”的户口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住房问题，但个人力量无法达到。期待北京的人才政策，能惠及“中层干部”群体。
马宁宁：我感受最深的是研发融资体系。新药研发投资周期长，变数多，需要大量资金，也就是“烧钱”。美国之所以各个领域的研发能力都很强劲，就在于完善的研发融资体系，信用制度、退出机制很完备，即便一个项目研发失败，只要还有好项目，马上就能打翻身仗。但国内往往一次失败，再难在该领域立足。希望北京能创新研发融资体系。
背景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其后，各省区市相继启动引才工程。如北京启动“海聚工程”，从2009年开始，用5到10年，在市级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京创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