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秦亡，前后不过15年时间。不可否认，暴政为秦挖下了灭亡的深坑，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堪与秦相比拟的暴政并不罕见，但大都没有遭遇类似于秦的短命。究其原因，除了暴政之外，还有制度方面的因素。
直接引发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是秦的一条法律：被派去戍边的戍卒(相当于边防战士)，只要没有按时到达都要被处死，不论什么原因。在陈胜等人看来，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揭竿而起。就这样，一条旨在加强控制以确保政权牢固的法律走向了它的反面。
很多历史学家都指出，秦之所以能灭六国，恰恰也是拜制度之优势。以商鞅变法为起点，秦逐步建立起了一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所需的制度，不仅吸引了大量人才，而且使社会活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促进了秦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升，最终成就了秦始皇的千秋霸业。在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采取的中央集权制度尽管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维持封建统一，但它对人民思想的束缚、对经济文化的抑制也越发明显。焚书坑儒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陈胜吴广起义只不过是寻求利益重新分配的社会力量对制度抑制的一次暴力突破。
对于企业而言，虽然不会发生陈胜吴广式的起义，但当制度抑制的力量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以一定形式——如内部冲突、消极怠工、人才流失、亏损或破产——释放出来。因此，制度抑制的破坏力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没有任何制度的自然状态是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这也就是所谓“霍布斯丛林”。但是，作为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制度，同样也会形成“制度丛林”，“丛林”里的人——制造出制度之茧的人——既可能生气勃勃，也可能因缺乏足够的空间而被窒息。
造成制度抑制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是对执行力追求的偏航。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确，企业的成功离不开高效的执行力。从《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赢在执行》和《致加西亚的信》等书的风靡一时，我们不难看出战略执行的重要性在当今商业社会已经是多么深入人心。但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企业将执行力理解为无条件的服从和执行，而制度就成为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堂而皇之进行指挥控制的依据。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用制度监控员工”，“监控制度不是用来管人的，而是用来吓人的”诸如此类的观点，可以看到有的企业不仅设立越来越复杂的打卡制度，有的甚至在办公室安装监视器，像监工一样进行管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最省力的方法。当然，最省力的却并不一定是成本最低的，企业可能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制度抑制情况严重的企业，我们不难发现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等现象的身影。其导致的结果有几种：一是机械式的执行;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是公然违抗或逃离，最多的是前两种情况。维萨(VISA)创始人迪伊·霍克在其《混序——维萨与组织的未来形态》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他在与美国陆军指挥学校部分军官、士官及军士长进行座谈时，让他们估计一下他们有多少时间花在遵守那些无意义的规章制度上，结果，士官们估计的时间高达45%—85%，高级军官估计的也达到20%—40%，而那些表示大概只花5%—20%时间的军士长只是因为他们善于应付。
显而易见，依靠控制式的制度来提高执行力只会适得其反。其实，良好的执行力首先源自高效的领导力。波音公司CEO麦纳尼上任后，把领导力培养作为优先任务之一。他说：“领导力发展就是要帮助人们成长。如果我能让所有人都成长起来，公司自然就能得到发展。”换言之，当所有人都成长起来之后，执行力还会成为问题吗?
执行力的提高也有赖于对起抑制作用的制度的纠正。仍以波音为例，在麦纳尼之前，波音的长期激励取决于公司股价的上涨幅度，股价上涨幅度大，经理们获得的奖励越多。这项制度并没有考虑到经理们在行业不景气时期的更为艰辛的表现，因此难以激励他们在困难时期设法改进提升业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麦纳尼对相应的激励制度进行了改革，以更好地反映航空产业的周期特点，鼓励经理们在行业低迷时期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创新。
当然，任何制度安排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论过刚还是过柔都会影响到执行力，管理者需要掌握平衡的艺术。
